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前后（崔斌箴）

《闪闪的红星》是一部红色经典影片，它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但影片拍摄历经磨难，潘冬子的扮演者祝新运差点中途下马，江青两次紧急召见主创人员，摄制组三下鹅湖外景地……时光打造了多少传奇，历史沉淀了无数谜团。

江青要拍儿童电影

1972年10月，国务院文化组在京召开“拍摄革命样板戏影片座谈会”。来自八一、长影、北影、上影、新影等制片厂的样板戏摄制组主创人员和厂里负责人，汇聚前门饭店。江青在会上指手画脚，情绪激动，对样板戏提了很多意见。可能是想起刚刚看过的南斯拉夫儿童片《铁道儿童》，江青兴致所至，在座谈会上说了一句：“你们要为孩子们着想，为孩子们服务。我向你们呼吁，给孩子们拍些电影吧！”

座谈会会期拉得很长，足足开了将近半年，直到1973年3月才结束。八一电影制片厂革委会主任彭波回到八一厂来不及喘口气，马上召集故事片创作人员，琢磨领会江青的讲话精神。烟雾缭绕之后，大家一致认为拍故事片可以从儿童片入手，因为这样既可以响应“首长”的号召，又容易出新。大精神一定，大家便分头寻找创作题材。

曾因拍摄《红灯记》、《红色娘子军》等样板戏而出名的摄影师张冬凉，四处寻找创作素材。有一次，他回到家中，正在琢磨着儿童故事片的事情。无意中，广播评书的声音在耳际飘过，孩子们正在专注地听广播。他顺便问了一句：“广播的是什么？那么吸引你们。”孩子们扭了一下头：“中央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闪闪的红星》，说的是儿童团员潘冬子的故事，可好听了。”张冬凉眼前一亮：“儿童团员潘冬子！”于是，他也认真地听起了小说连播，果然很吸引人。张冬凉马上找来小说仔细看了一遍，觉得很有改编电影的基础，他向彭波作了汇报，建议拍成电影。

小说《闪闪的红星》由济南军区创作部的李心田创作而成，原名叫《战斗的童年》，故事源于李心田的真实感受。他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小说原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战斗的童年》出版一事被搁置下来。直到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才重新向李心田约稿。经过一番审查和论证，出版社决定出版小说，但认为《战斗的童年》这个书名太流于一般化，要求改个名字。李心田苦想了两天，最终把小说的名字改为《闪闪的红星》。

彭波是个细心人，他拿着小说《闪闪的红星》，认真琢磨了一下。它出版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央广播电台又连续广播，看来政治上站得住；小说又是儿童题材，也符合江青的意思；同时《闪闪的红星》是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本子，拍摄革命军事影片是八一厂的强项。经过一番论证，八一厂正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国务院文化组申报了选题。

出人意料的是，上面审批得非常顺利。1973年4月，文化组正式向八一厂下派了“为儿童拍摄电影”的任务。八一厂迅速组建了《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创作组，确定由陆柱国、王愿坚、王汝俊、曹欣、陈亚丁等人负责小说改编。另外还专门把小说原作者李心田从济南军区请来共同参与创作，具体由王愿坚、陆柱国执笔。陆柱国负责初稿写作，此前他已经写过《海鹰》、《战火中的青春》、《雷锋》等电影剧本，正处于创作的旺盛期。加之，他又有赣南苏区的生活经历，对小说的背景比较熟悉，陆柱国的初稿很快写就。接下来，以陆柱国初稿为底本，大家每章每节反复推敲研究。最后，再由王愿坚润色定稿。7月底，《闪闪的红星》的电影剧本正式完成。

电影剧本创作期间，彭波开始物色摄制组的主创人员。他把八一厂的名导演在脑海中过了一遍，觉得李俊最合适。其一，李俊早已从“牛棚”中解放出来，现在可以进行创作了，政治上是没有问题的；其二，李俊拍摄过《回民支队》、《农奴》等优秀献礼片，业务上是一流的。为了加强创作力量，彭波还在导演组里加进了因拍摄《苦菜花》而出名的李昂。影片摄影师彭波自然想到了张冬凉，他为《闪闪的红星》电影剧本费了很多心思，而且又是“样板戏”的当红摄影。同时还配备了年轻的摄影师蔡继谓作为副摄影，他此前已经拍摄过《海鹰》、《槐树庄》等影片。摄制组确定下来后，《闪闪的红星》作为八一厂的第一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故事片拉开了拍摄的序幕。

祝新运面试朗诵了一首儿歌

《闪闪的红星》摄制组刚成立的时候，张冬凉任组长。不久，张冬凉被江青指名担任“样板戏”《平原作战》摄制组组长兼摄影，拍摄《闪闪的红星》的重担就全压在了李俊身上。不久，李俊被任命为摄制组第一导演、组长、党支部书记，成了业务、行政、思想“三位一体”的核心人物，但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分镜头剧本上，行政事务由制片去落实，党务交给支部的协理员去做，挑选演员的工作专门由几个副导演负责。

《闪闪的红星》的演员选拔工作确实费了不少周折，最先确定下来的是除冬子、春伢子之外的成年演员。扮演冬子父亲的是八一厂演员剧团的赵汝平，他是厂里较为成熟的演员，曾在《烈火真金》、《碧空雄师》、《英雄坦克手》和《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影片中有出色表现。更为重要的是，赵汝平曾经被江青评价为“气质不错”。这样，他算是政治业务双保险，最先一路绿灯通过。冬子妈则由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郑振瑶扮演，她演过多部话剧，表演细腻，善于刻画人物心理活动，被誉为话剧舞台上的“奇花”。《闪闪的红星》是她第一次亮相银屏，定型照一出来，大家一致叫好。就这样，郑振瑶也定了下来。宋大爹由八一厂名角高宝成扮演，他以神似老农著称。剧中另一个主要人物胡汉三非常抢手，厂内外来了好几位竞争者。最后，摄制组决定让他们在西山试镜，然后送交总政领导审查批准。经过筛选，最终领导和导演都认为刘江的条件比较优越——“更像这个坏人”。于是，刘江就变成了“胡汉三”。

当然，选演员最费功夫的是寻找扮演冬子和春伢子的演员。李俊在精心构思导演台本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少年演员的筛选工作。为了能选到满意的少年演员，李俊把选拔和培训冬子演员的任务交给演员出身的副导演师伟去做。师伟在“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出名，她是少女型明星，主演过《儿女亲事》、《一场风波》、《母亲》、《秘密图纸》等多部影片，选拔演员自然是行家里手。

为了寻找两个小演员，师伟几乎跑遍了整个北京城，每天拿着月票在北京的各个小学里转。1973年初夏，天出奇的热，很多人都不愿出门，但师伟没有打退堂鼓，依然顶着烈日到处打听。功夫不负有心人，师伟很快找到了春伢子的扮演者。那是一个13岁的小学五年级学生，名叫刘继忠，长得活泼可爱，憨厚朴实，非常符合春伢子的气质。李俊导演看后非常满意，当即就定了下来。

扮演春伢子的小演员定下来了，潘冬子的演员却依然没有着落。师伟先后也看了近百位孩子的照片和录像资料，但都不满意。对于冬子演员的选择，摄制组极为苛刻，因为全片所有情节都要围绕潘冬子展开。小演员是影片矛盾的中心、剧情的中心、表演的中心，他的气质、形象、艺术感觉都直接影响着影片的好坏。导演在安慰师伟等人的同时，也嘱咐他们宁可选得慢一点，也一定要选好，所谓慢工出细活。师伟这次想到一招：大面积撒网与重点突击相结合，即在自己带领专职人员寻找的同时也广泛发动身边的朋友、亲戚和同事帮助物色推荐合适的孩子。这样一来，师伟大约看了几百个孩子，但是仍然没有理想的人选。

六一儿童节马上到了，师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她到处观看孩子们的演出。最后，师伟把目光锁定在三四个孩子身上，其中两个孩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是三年级小学生祝新运，长得浓眉大眼，机灵可爱；一个是二年级的洪剑涛，乖巧好动，招人喜欢。但毕竟年龄有些小，洪剑涛见人有点胆小，怯生生的样子。有的同事开玩笑说：“洪剑涛这么胆小，见了胡汉三就吓得没法表演了，还是祝新运更好。”

不久，有个朋友也给师伟推荐说，她在北京电视台播放的节目中看到一个孩子，特别精神可爱，让人过目不忘。师伟赶忙找到那个孩子，巧得很，这个孩子就是她已经重点圈定的祝新运。祝新运是北京市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因为他出生时正好赶上新兴力量运动会召开，故取名新运。他在家中是老小，活泼好动，喜欢文艺，善于表演，还特别懂事，非常招人喜欢。师伟把祝新运带到李俊面前，请导演最后拍板。祝新运到了八一厂，摄制组领导让他表演一个节目。他开口便朗诵了一首儿歌《小蜡笔》：“小蜡笔，手中拿；小弟弟，会画画；红的画太阳，黄的画葵花；棕的画土地，绿的画庄稼；画出未来的新农民，建设我们的大中华！”祝新运边朗诵，边表演，惹得大家掌声不断。

李俊看后，觉得这个孩子正是他心目中的冬子形象，便当场定了下来。师伟还悄悄地把洪剑涛介绍给导演。李俊也是一个爱才之人，他说：“将来有机会一定让孩子上荧幕，是金子一定会发光的。”果然，三年之后，李俊在拍摄《南海长城》时，就让洪剑涛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童年的靓仔。洪剑涛也应了李俊的预言，现已成了当红明星。

一下鹅湖

1973年9月，摄制组来到离江西景德镇20多公里的鹅湖。鹅湖属于江西浮梁县，这里有优美的山水田园风光和淳朴的民俗风情。李俊和摄影蔡继谓为了能够取到最好的景色，经常早出晚归，不停地踩点选景。他们在青山绿水之间采撷到了许多美丽至极的景色，对于影片的意境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

祝新运开始演冬子的时候，并不是太入戏。在拍冬子妈为掩护群众撤退被胡汉三率领的白狗子还乡团烧死在草房中的一场重头戏时，剧情要求冬子眼望熊熊烈火，强忍悲痛，流着眼泪阻止试图冲回去救妈妈的老乡们。李俊导演给祝新运简单地说了一下戏，然后摸了摸他的头，“冬子，我们可以开始了吧？”祝新运点了点头。李俊示意开拍，但祝新运却怎么也流不下泪水来。师伟把祝新运拉到一边，启发他说：“你妈妈被敌人用火烧死了，你心里怎么想的？你能不能哭出来啊？想一想那是你的亲妈啊！”说着师伟自己都动了情，眼泪不自觉地落了下来。祝新运看着师伟的样子，不仅自己没有哭，反而嘻嘻地笑了起来。李俊见状，虎起脸来，严肃地说：“冬子，你现在是干什么啊？”李俊也是半吓唬半生气，“从北京把你带来干什么的？是不是演戏啊？冬子，你认真一点好不好？你看师阿姨都感动得哭了，你还笑。好好演，再不好好演，那可不行。”导演平时就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脸一板起来，祝新运还真有点害怕。师伟赶忙把祝新运揽在怀里，轻声地说：“冬子啊，你在这部戏里可是大主角。你如果演不好，咱们所有的工作都得停止。只要你好好表现，李伯伯就不生你气了。”经过李俊、师伟两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的巧妙配合，祝新运开始进入状态了。

李俊感觉火候已经成熟，对祝新运说：“冬子，好啦，现在咱们开始好好拍戏吧。这回就看你能不能哭出来了。冬子，咱们现在能不能开始了？”祝新运点了点头。所有演员、灯光到位后，李俊喊了一声：“开拍！”到了冬子流泪的时候，祝新运的眼泪哗哗而下，镜头非常真实，一次通过。李俊非常满意，喊道：“冬子演得非常好，给咱们冬子奖励一块糖果！”祝新运一边吃着糖块，一边还擦着泪水，逗得大家一阵大笑。

从此以后，祝新运的表演非常出色，甚至在无台词戏中，他也能够入戏。影片中有一场戏，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冬子父亲要离开苏区去长征。晚上冬子父母亲话别，冬子躺在床上没有入睡，听着父亲的话语不禁潸然泪下。这场戏没有任何台词，而且需要脸部特写，完全是一场感情戏，对于成年演员来说都难以把握。李俊对祝新运说：“冬子啊，让阿姨给你点眼药水吧？”祝新运头一摇：“李伯伯，不用。”李俊指挥摄影机到位后，让全场静下来，问了一句：“冬子，可以开始了吧？”祝新运点了点头。只见他听着父母亲告别的话语，眼泪缓缓地流了下来，情感非常真实自然。

小演员演戏状态好，拍摄也非常顺利。11月，天气刚刚变凉，硕果已经压枝，《闪闪的红星》外景戏拍摄完毕。秋高气爽，大家也难得舒心，摄制组一班人马开始打道回京。

二下鹅湖

大家正忙于拍摄《闪闪的红星》内景戏，文艺界大批“黑线回潮”运动突然而至。江青认为一些被平反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复辟，“文艺黑线”开始回潮。她借此大批总政是“阎王殿”，并让张春桥取代李德生，入主总政。八一厂是总政直属单位，彭波是由李德生调来出任厂革委会主任的，自然亦难幸免。最后，他被调离八一厂前往南京军区任职。

彭波被打倒了，他在任期间重点抓的《闪闪的红星》也受到株连。加之，李俊也是被平反不久的文艺工作者，所以《闪闪的红星》受到严格审查。新的厂党委审看后说：“外景的样片拍得不好，有些戏不完整，演员表演问题较多。”有的人还借机批判影片有唯美主义倾向，是“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回潮”。摄制组主创人员开始遭到批判，尤其是导演李俊和摄影蔡继谓。

“久病成医”，李俊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数次折磨，已经总结出一些少吃苦的经验。那就是不断给自己上纲上线，反复检讨认错，不让别有用心的人主动攻击自己。厂里对李俊的检讨很满意，再加上《闪闪的红星》是重点影片。最后厂党委经过研究决定，影片重新拍摄，导演台本重新修改，摄制组队伍要调整。

首先，摄制组进行了调整。导演除了李俊、李昂外，厂里还派王苹进入摄制组，担任创作组顾问。王苹是中国第一位女导演，此前执导过《柳堡的故事》、《永不消逝的电波》、《霓虹灯下的哨兵》等影片。“文化大革命”初期，王苹因为一本日记被打倒。当时她刚刚被平反，落实了政策。此时的王苹也想尽快熟悉电影导演业务，所以答应担任创作顾问，但她提出：“我可以搞这个戏，但不挂名。”因此，今天看到的《闪闪的红星》并没有王苹的名字。

演员队伍也作了调整，几个人员中途换马。厂领导认为潘冬子这个演员朴素不够，机灵有余，意思是这个演员选得不好。但李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他认为寻找一个儿童演员非常不容易，而且红军的后代为什么就不能有机灵的外貌。摄制组其他人员也大多不同意换掉祝新运，厂领导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厂里对冬子妈的演员郑振瑶也有意见，此时又有人告郑振瑶的状，都是捕风捉影的话。于是，厂领导推荐了一位女演员，长得很漂亮。李俊看了她的戏，感觉不好，决定不用。最后，导演又考察了几位候选人，从中定了李雪红。李雪红是八一厂演员，“文化大革命”前曾在《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等影片中扮演角色。大家觉得李雪红工作认真负责，演戏又踏实，在关键时候应该能够扛下来。

接下来，导演台本也作了较大修改。厂领导为剧本定性：“这是儿童片，但不是一般的儿童片，不能向《小兵张嘎》靠，也不要追求情节的惊险、紧张，不搞一般的儿童趣味，而要追求冬子的思想风貌和内心世界，要抒革命情、阶级性，塑造完整的、光辉的、没有缺点的儿童团员形象。”根据这一思路，李俊经过四五遍的反复修改，1974年2月底，《闪闪的红星》的导演台本总算定了下来，这次重点突出和完美了潘冬子的革命形象。

3月底，摄制组大队人马二下江西鹅湖外景地。南方3月，万物复苏，到处充满了绿意和生机。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大家冒着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的风险，重点拍摄了几场“抒情戏”。在拍摄宋大爹送冬子乘竹筏顺江而下去镇里米店当侦察员的一场戏时，摄制组集中力量大做了一回文章。原来剧本只有数句话：“两岸青山，夹着一湾绿水。一只竹排顺江而下。宋大爹撑篙。小冬子脚穿布鞋，头扎头巾，安静地坐在小包袱上。初升红日，映照江头。”李俊为了拍好这场戏，他和蔡继谓多次沿着鹅湖附近的一条河考察，前后花费了三四天的时间。摄制组还设计了多种拍摄方案，河岸机位的，竹排机位的，全景的，特写的，力求全方位塑造出一只雄鹰展翅的冬子形象。

为了烘托意境，李俊还专门为这场戏写了一首《红星照我去战斗》的歌词：“小小竹排顺江游，两岸青山身后留，今日悄悄去，明日满江红。”大家看后，一致拍手叫好，但又觉得歌词最好再充实一下。李俊和大家推敲了数次，改成今天观众熟悉的歌词：“小小竹排江中游，巍巍青山两岸走，雄鹰展翅飞，哪怕风雨骤，革命重担挑肩上，党的教导记心头。红星闪闪亮，照我去战斗，革命代代如潮涌，前赴后继跟党走。砸碎万恶的旧世界，万里江山披锦绣。”为了达到声画结合、情景交融的效果，前后共拍摄了几十个镜头。最后，导演从中选取了十几个镜头，有两岸翠竹的江南青山，展翅蓝天的雄鹰，手捧红星的冬子，持竿划排的宋大爹……再配上李双江演唱《红星照我去战斗》的优美旋律，形成了一段极富诗意的经典段落。最令人叫绝的是影片在剪辑上也精益求精，当李双江唱到“红星闪闪亮”时，恰好出现的是冬子手捧红星的画面，情景相配，恰到好处。

第二次拍摄，所有工作人员并没有因为影片返工而受影响，大家都非常投入。在拍摄小冬子猛咬胡汉三手的时候，为了达到逼真的效果，刘江让祝新运真的咬他。祝新运怎么也下不了口，转身问李俊：“李伯伯，怎么办啊？”李俊给祝新运使了一个眼色，“怎么真实怎么办”。祝新运琢磨了半天，开机拍摄时，果然一狠心张口猛咬了刘江一下，疼得“胡汉三”大叫，表演非常逼真。

两个多月下来，摄制组顺利完成第二次外景拍摄，再次拉回北京拍内景。厂党委审看了样片，评价不错，并确定将其作为向建国25周年的献礼片。为了保障影片拍摄质量，厂领导干脆到摄影棚现场办公。有了领导的支持，《闪闪的红星》的内景拍摄很顺利，两个多月就完成了任务。9月，影片拷贝如期出厂，八一厂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部故事片终于新鲜出炉。

江青深夜召见主创人员

1974年初秋，八一厂将影片送文化组审查。《闪闪的红星》一路绿灯顺利过关，被确定为向国庆25周年献礼的重点片。同时，文化组也加强了《闪闪的红星》的宣传工作，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称之为“学习革命样板戏的成功典范”。各大电影厂也纷纷开展学习《闪闪的红星》成功经验的活动，上海电影制片厂还邀请摄制组讲授拍摄经验。

10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正式上映。果然，影片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闪闪的红星》在八一厂“五七”干校大农场放映时，银幕两侧都坐满了人；在北京菜市口电影院首映时，闻讯赶来的观众一拥而进，使电影院里竟没有一块立足之地。影片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应，经济效益也获得成功。当时只要是拍彩色故事片，成本一律70万元。《闪闪的红星》的盈利则远超过此数，仅北京一地，拷贝就售出八九个。从此，《闪闪的红星》红遍京城，红遍大江南北。

10月23日，江青调看了《闪闪的红星》，她看后感觉很好，马上给八一厂去电话要面见摄制组主创人员。接到电话后，厂领导不敢怠慢，随即找来李俊，让他和蔡继谓火速赶到钓鱼台国宾馆。

一路快车，李俊和蔡继谓到了钓鱼台。两人走进江青房间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江青喜欢晚上加班，大约工作到凌晨三四点，第二天中午再起床。江青见到他们，显得非常兴奋：“得到宝了！我可得到宝了！”接着江青问影片是怎么拍的。李俊把影片的拍摄经过向她汇报了一下。当说到“小小竹排江中游”一段时，江青不禁大喊：“真抒情啊，谁说我们的无产阶级不能抒情。”李俊见江青很兴奋，就多说了一句：“我们第一次拍摄的画面更抒情，更漂亮。”江青马上说：“好啊，都拿来给我看看。”随后，江青也对影片提了一些意见。她说：“《闪闪的红星》是部好片子，我很喜欢。影片还有些不足的地方，可以再细磨一下，搞得更完美些，一部片子是可以演几十年的，一定要改好。”一向以吹毛求疵著称的江青和李俊他们谈得还是比较顺利，大概是因为得了“宝”而变得随和。江青同李俊他们交流《闪闪的红星》的修改意见，后来，兴奋之余还拿出她拍摄的照片让李俊他们看。

两人回到厂里把江青召见的情况汇报给党委，并说江青要调看第一次拍摄样片。八一厂正在准备第一次样片的时候，江青又来电话，要在25日再次召见厂领导和李俊。两天之内，李俊是二进钓鱼台国宾馆。这次，江青先看了第一次样片。看片子的过程中，江青批评说：“第一次拍摄的画面更漂亮，这么好的镜头为什么不用呢？郑振瑶也演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换掉？”随后，江青又谈了自己的一些修改意见，大部分是一些电影细节问题。她还说：“你们要好好改一改，将来也让毛主席看看。”

三下鹅湖

江青两次共提出34条修改意见，八一厂不敢怠慢，派摄制组三下鹅湖补拍镜头。1975年新年来临之际，摄制组赶赴江西。途径上饶，一路奔波，大家都很疲劳，只好找家宾馆住下来。当地人听说《闪闪的红星》摄制组来了，纷纷跑到宾馆来，大喊“潘冬子”，非要见祝新运不可。制片主任赶忙找李俊商量：“李导，小冬子能出去吗？会不会出什么事啊？”李俊说：“不叫观众看没道理，能有什么事？演员不能怕群众，见见面没有什么。”李俊领着祝新运和当地群众见了见面，人们情绪非常高涨，盯着祝新运问这问那，非常痴迷。到了景德镇，当地人们更是奔走相告：“咱们的冬子来了。”他们和摄制组关系很好，非常喜欢《闪闪的红星》，也非常喜欢小冬子。至今，浮梁县鹅湖镇仍然保留了许多影片拍摄景点，路上到处张贴着《闪闪的红星》电影宣传画和冬子照片。

潘冬子已经随着影片的走红而闻名全国，他成了当时人们最喜欢的红孩子。学校、父母以小冬子为例教育下一代，少年儿童则以冬子为榜样激励自己。就连小冬子的衣着打扮也在孩子们中流行起来，红军八角帽、红五星、红缨枪成为孩子们的最爱。八一厂每天都收到成千上万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感谢八一厂和摄制组，询问小冬子的情况。许多老同志看了《闪闪的红星》以后则让他们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岁月，他们到处打听冬子，来到八一厂看冬子。北京中山公园还专门邀请《闪闪的红星》主创人员参加国庆游园活动，李俊和祝新运等人参加了活动，李双江在游园会上演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当天，中山公园被游人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争相目睹小冬子的风采。宋庆龄也非常喜欢小冬子，还专门邀请祝新运到她家中做客。后来，江青知道此事，就询问：“谁让祝新运去的？一定要提高警惕！”摄制组听后，感到有些莫名其妙，不理解孩子到宋庆龄家有什么不好。1974年，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来华访问的时候，江青也专门叫上祝新运一起合影，还把照片登在了《人民日报》头版上。从此，潘冬子更是风靡全国，声名远播。

社会上关于潘冬子的传说也是各种各样，为此，祝新运专门在《大众电影》上写了一篇文章澄清事实，李俊也在《八一电影》上撰文解答了人们的一些疑问。事实上，祝新运拍完《闪闪的红星》后就进了八一厂演员剧团，成为团里年龄最小的演员。他还相继参加拍摄了《萨里玛珂》、《赣水苍茫》、《十天》等影片，饰演了一个个真实自然、活泼可爱的少年儿童形象。1980年祝新运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系深造。毕业后，他继续回到八一厂演员剧团当演员。随后，祝新运在《颤动的金翅膀》、《闪电行动》、《黑脸女婿》等影片中饰演角色。另外，祝新运还涉足导演工作，由他担任副导演的影片《弹道无痕》曾在电影界引起强烈反响。但是最令祝新运难忘的还是《闪闪的红星》，他见到李俊导演总是说：“李伯伯，《闪闪的红星》起点太高了，我很难超越它。”

摄制组三下鹅湖，按照江青的意见补拍了很多镜头，但最终没有补充进公开放映的影片。当时，江青忙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篡夺权力“组阁”，已无暇顾及修改《闪闪的红星》这样的小事了。摄制组觉得按她的意见改动，影片将会面目全非，所以，大家也乐得安闲，影片并没有改动。后来，江青突然决定不让改动了，并且规定一个镜头也不能改动，就按原来的样子放映。直到“文化大革命”后，大家才知道江青根据一个小报告，打算把《闪闪的红星》挂在一位老干部身上进行批判。影片躲过了一劫，所以，今天的《闪闪的红星》与江青毫无关系。

如今，《闪闪的红星》已经上映几十年，但时间并没有磨去人们对影片的记忆。1980年《闪闪的红星》获得第二届“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二等奖。许多学校和电视台都把这部影片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反复播放，《闪闪的红星》已经成为中国优秀儿童影片之一，它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人们往事记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