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人说北宋是个“美好的时代”？

经常关注历史和互联网舆情的朋友可能会发现，最近这十年，国内不少人对宋朝的看法相比以前有了明显的转变。比如，北宋古都开封（当时叫东京汴梁）成为热门的旅游打卡圣地，再如关于宋朝的历史剧（偶像、穿越剧等）也逐年增多。就连网络上经久不衰的历史吐槽争论中，也出现了众多“理解同情”乃至“向往”宋朝的观点。

原本，大多数中国普通人所热爱的朝代是汉唐，确切一点说，就是汉武帝前期的大汉和安史之乱之前的大唐，因为那是华夏民族最具扩张力的时候。这也是网络名句“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渊源出处。

以前的“自嗨穿越者们”的理想目的地也大都是汉唐，给自己所设定的角色其实多半是皇帝，至少也是将军，是“一将功成万骨枯”中的那“一将”，关注的是广阔的江山、宏大的战争以及伟大的事业。后来，穿越的热门目的地从汉唐转向宋，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人看历史的心态多少趋向平和，开始关心个体的命运，欣赏优雅细密的和平之美。

宋朝的帝王整体不如汉代、唐代帝王那样雄心壮志、个性张扬，在开疆扩土、播撒恩威方面似乎也没有太高的追求（疆域比起汉唐的确有不小的缩水），倒是入世于朝堂之上、寄情于山水之间的那些读书人更有名气。比如寇准、范仲淹、韩琦、包拯等政界名人，又如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文政两开花”的能人，亦或“二程”、“三苏”等学术文艺界大咖等。这些士大夫们为宋朝挣了不少的分数。

他们治民有道亦有术，兴修水利，赈济灾荒，兴建学校，推广教育，以利民为政绩。公务之暇，退闲之后，贬谪之中，他们吟诗作赋，挥毫泼墨，以茶以酒，或阐释经义，或著作史传。所谓“东京梦华”，大致上是由这些人撑起来的。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11世纪中期的北宋，特别是宋仁宗时期，曾经几乎达到了儒家政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按照《宋史·仁宗本纪》的描述，当时整个官僚队伍的效率虽然不算高，但是没有残忍刻薄的官员；刑法的执行虽然相对宽松，但法官大多公平正直；朝政虽然存在很多弊端，但还不足以败坏大局；朝臣之中虽然也有小人，但正直的风气依然占据主导。（“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如果此种描述基本属实，那么这就是一种整体向好的中庸境界，是一个调和了“阴阳”的和谐时代，因而就成了后世士大夫们不吝称颂的美好时代。

作为当事人的宋朝人（主要是那些士大夫、读书人），似乎也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光荣”。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把截至宋朝的华夏历史分为“王政”和“霸政”两个时代。他总结说，自从周平王东迁进入“霸政时代”以来，“上下一千七百余年，天下一统者，五百余年而已”。而这五百余年中间，又有着数不清的小动乱，并不太平。唯独本朝，自从979年太宗平定北汉，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基本上做到了“内外无事”。

通过比较，司马光最终得出结论：“三代以来，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者也。”

同时代的儒学家程颐表达了同样的自豪感，他说：“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

也就是说，在北宋中期，人们普遍相信，这是一个超越古今“最好的时代”。

然而，北宋士大夫们对本朝政治的批评，差不多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密集、激烈和尖锐的。

淳化五年（994年）上元节，宋太宗举行盛大的上元招待会，发表了题为“理乱在人”的重要讲话。讲话首先追忆了五代战乱给社会造成的创伤，特别是四十四年前，后周太祖郭威反动兵变，纵兵掳掠开封那悲惨的一幕，然后太宗又自夸道：我不愿国家再次经历战乱，因而认真处理朝政，尽量化繁为简，每当想到上天让我国如此繁盛，方知天下的治理和混乱都取决于人的努力（“朕躬览庶政，万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贶，致此繁盛，乃知理乱在人。”）

皇帝讲完，按理就该轮到群臣山呼万岁，高喊“陛下圣明”了。然而，宰相吕蒙正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当场“泼冷水”。只见他从席间的座位上走出来，一脸严肃地说：陛下您只看见了首都的繁盛景象，因为这里汇聚了全国的精英和财富，可殊不知城墙之外不到几里地的乡间，就有很多冻死、饿死的人。希望陛下不要只看眼前，要关心辽阔天下间的芸芸众生。（“乘舆所在，士庶走集，故繁盛如此。臣尝见都城外不数里，饥寒而死者甚众，不必尽然。愿陛下视近以及远，苍生之幸也。”）

在如此喜庆的节日敢于当众给领导泼冷水，甚至戳穿领导的话语，放在古今中外都是一件“不理智、不讨好”的行为，宰相有如此胆量和决心，的确难能可贵。当时的宋太宗虽然一时尴尬，“变色不言”，却也只得听纳。这就是宋朝政治风格。

1040年初，北宋和西夏在陕西开战，随后几年里，由于支援战事所征调的粮饷巨大，导致百姓负担加剧，南方的一些地区出现了小股盗贼。这些盗贼的规模其实并不大，但是，其中一些胆大者竟然白天入城劫掠，造成了巨大恐慌。

庆历三年（1043年），枢密副使富弼上书指责朝廷墨守成规，太过于照顾官僚的利益，导致一些没能力的官员长期在地方任职，对当地民生造成极大损害，因而会出现盗贼横行的情况。说到气头上，富弼声称：“若朝廷依旧避人怨恨，不早更张，臣恐盗贼愈多。窃据州县，或称将军，或称太尉，或称帝王，兵戈四起，所在僭伪。事到如此，生灵如何？社稷如何？朝廷守此一城，还得安稳否？”

当时，正是宋仁宗在位，面对这样“危言耸听”的言论，他非但没怪罪，反而批准了后来的庆历新政，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措施就是对地方长官进行甄别裁汰。

有问题就要面对，唯有直面才能解决。这就是宋朝政治风格。

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公考（科举）的苏辙，在试题答辩中表达了对朝政现状的极度不满，近乎于直接在试卷上“开怼”。

他首先毫不留情地批评仁宗皇帝“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臣以为陛下失所忧矣。”接着，他又严厉地指出仁宗的施政与个人作风对国家财政、政治风气和社会民生所造成的危害：“陛下择吏不精，百姓受害于下，无所告诉”；“陛下赋敛繁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

最后他抱怨说：如今国家财政困难，老百姓生活窘迫，陛下在宫中的赏赐却从无节制，财政官员不敢争辩，宰相等臣子不敢劝阻，底下人奉宫里的条子办事，比处理军机要务还要麻利。您要一直这样下去，老百姓谁还念你的好啊！（“疲民咨嗟，不安其生。而宫中无益之用，不为限极，所欲则给，不问无有”。“臣恐陛下以此获谤，而民心之不归也。”）

苏轼这番话，简直是在诅咒皇帝，且连同宰相和三司（财政部）一并骂了一遍。实际上，当时的苏轼只算是热血青年，对于朝政处理、政治运作的理解还略显肤浅，其批评言语也有些脱离实际。然而，被他批评的人，包括皇帝、宰相、三司使都承认，这个年轻人指出的问题的确是存在的。经过一番讨论之后，苏辙还是被录取了，因为这一场考试要寻找的，正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

这就是北宋前、中期的政治状态。

在那个时代，没有人认为批评会损害本朝的伟大。司马光以历史学者的严谨，论证了本朝是“三代以来仅有”的治平之世。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最称职的批评者。

司马光做了四年零三个月的谏官，共上谏书一百七十多道，平均每个月三至四道，差不多是最勤奋的谏官了。被他批评过的人，除了皇帝本人，还有后宫的宠妃、公主、宦官、外戚等，至于宰相和文武百官，那更是谁也跑不掉。

在司马光的眼里，朝廷的长治久安是第一位的，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只要危害了朝廷的治安，都必须予以纠正。他所提出的批评，出发点都是为了朝廷、社稷的长治久安，绝不仅仅是为了皇帝一个人。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大爱”。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在宋朝的政治制度中，存在着专职提出批评的官员——台谏官。但台谏官绝非唯一能够批评朝政的群体。在当时，各级各类官员人等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法，把意见传递到朝廷或皇帝那里。在宋朝的政治传统当中，批评被认为是保持政治生态风清气正的不二法宝，他们始终相信“国事成败在宰相，人才消长在台谏”。

其实，御史台和谏官并非宋朝的创造，也非宋朝所独有，然而纵观中国古代历史，监督与批评如此成功地发挥着政治纠错功能的，似乎唯有北宋的中央朝廷。

这其中是否有独特的原因呢？

在中央集权的帝制时期，对朝代政治结构起重要影响作用的，主要是前几个皇帝。其中，开国之君的见识、襟怀与格局关乎着本朝传统，是整体的开端。其次，前几任守成之主的性格、心理与教育，会深刻影响王朝的政治走向。再者就是官僚集团的整体状况，该集团团结或分裂与否，也会影响到王朝政治。而官员的选拔的方式，也决定了官僚的平均素质，杰出人物的标杆作用又塑造官场风气，而官场风气会决定大多数平庸之辈的精神面貌。

当然，皇帝的好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谁能脱颖而出，成为杰出人物。但是，官僚对于皇帝并非不能制约。特别是当官僚集团在大面上保持团结，就有能力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教育引导皇帝，乃至把控监督皇帝。

上述标准衡量，北宋确实得天独厚。借用程颐的话来说，北宋立国百年，之所以能够取得“三代而后”的治绩，要多亏开国皇帝的智慧。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时只有三十五岁，年青而身健，加之他军人出身，带过兵、打过仗，经历过生死考验，因而对生命之珍贵、和平之不易都有深刻的理解。

王安石在《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称赞过赵匡胤：太祖爱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为事”。

而继任的太宗皇帝，秉承兄长的理念，同时大开科举之门，提拔新进士，开创了宋朝“以文官包打天下”的政治格局。再接下来，真宗保守太祖、太宗留下的基业，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在关键时刻起用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能臣寇准，又以务实的策略签订澶渊之盟，奠定了宋辽之间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只可惜真宗后来大搞迷信崇拜运动，损耗国财，功过相抵，但还不算败家。

第四位皇帝仁宗性格温和，对人对事都有谦虚敬畏之心，且能克制私欲，坚持和平的对外原则，没有滥用民力；在统治集团内部，他维护言路畅通，不偏听偏信，保持了谏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此种表现也受到当世及后世士大夫的吹捧。

从太祖到仁宗，这四位皇帝治下的北宋政治生态的确相对清正健康，于是这段时期也成为程颐所称赞的“四圣百年”，更有了后来司马光所说的“三代以来数第一”的成就。

当然，这个时代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如《宋史·仁宗本纪》所说，官僚队伍效率不高，刑法松弛，朝政存在种种弊端，大臣良莠不齐，君子小人杂用。这些也是后来宋朝体制的重大弊端。

很多人说北宋那个时代好，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应当忽视其存在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美好与问题并存，我们不应当为某个时代的“好坏孰多”而争论，重要的是取长补短，引以为鉴。毕竟我们要关注未来，未来是更好还是更坏，取决于人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