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亡之际：长征出发前的斗争与布局

编者按：在长征启程之际，博古与李德曾商议，意图让毛泽东留在江西的根据地，禁止其外出，以期中央能够从此卸下这“负担”。

昔日在赣南中央苏区的博古与李德，一人为中共中央的掌舵人，另一人则被视为国际上的尊贵使者，他们不仅站在中国革命与党政军权力的巅峰，而且也是他们个人生涯中最为辉煌灿烂的时光。反观毛泽东，他历经艰辛，创立了中国革命的第一块最大根据地，锻造了第一支最为强大的工农红军，并为中央领导机关提供了庇护之所，然而他所获得的却是人生中最艰难的岁月——挨批最为严厉、压力最为沉重，因而也最为不幸与苦闷。他背负着“右倾机会主义”、“游击主义”、“富农路线”等罪名，早已沦为“边缘化”的“闲置”干部，最多只能算作党内的一名“统战对象”。仅仅是因为苏区军民仍将他视为“党代表”、“总政委”和“毛主席”，以及国民党对他这个“匪首”、“贼酋”的深恶痛绝，才赋予他一个象征性的苏维埃主席职位，仅保留着党内中央委员和政治局的虚名。

在博古与李德掌权时期，他只得置身事外，静观其变。纵然偶尔接到通知，得以参与中央的某次会议，也往往只能坐在角落，默默旁观他人“粉墨登场”。然而，他并未真正沉寂无声。据李德回忆，当时博古已听闻一些传言，称毛泽东向其军队中的追随者提出的口号是“口头上服从，行动上反对”。博古等人认为毛泽东是在施展隐忍之策。于是，毛泽东越是保持冷静，博古等人便越是小心翼翼。因此，每当见到毛泽东，博古等人便不禁心生敬畏，不愿他靠近自己，甚至一度企图“调虎离山”。

当毛泽东因“健康原因”无法频繁参与中央高层会议之际，博古与李德便策划了一场看似“关照”实则别有用心之举，意图让毛泽东获得一次出国“待遇”，前往苏联接受治疗与休养。此举旨在将这位被视为“不安定因素”的领袖远离，以免其常驻身边让人防不胜防。若毛泽东真的踏上异国土地，置于王明、共产国际以及斯大林的严密“监护”之下，他便会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猴子，无法再翻云覆雨，甚至有可能被“改造”为接受国际路线的“信徒”。博古与李德对他们的计划颇为自得，并迅速与国际执委会取得联系，力求促成此事。或许莫斯科并未真正洞悉他们的意图（某些话语亦不便见诸文字），抑或出于团结的愿望，竟然拒绝了博古、李德的所谓“好意”。国际执委会在复电中明确指出，当前苏区内正面临反“围剿”的严峻挑战，所有人员都应坚守阵地，不应让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因此不同意其前往苏联疗养。这一结果虽然使博古、李德的计划落空，却意外地让他们得到了其他方面的收获。

共产国际不是不同意毛泽东离开根据地吗？现在正好，就不让他走。让毛泽东和瞿秋白、何叔衡他们一起留下来，蹲在老苏区，哪儿也不准去，使中央从此甩掉这个“包袱”。博古和李德的这个意图及其“另册”上的人员名单，当然是绝对机密，当时毛泽东本人又在于都等地布置和检查地方机关的转移工作，竟不知道自己并无转移“资格”。他回瑞金时曾经为瞿秋白和王稼祥能够随军转移，特地去找过甚至求过博古，并且为王稼祥争取成功，竟没想到自己会如何。直到转移出发前不久，毛泽东的警卫员见别人都去供给处领取行军所需的布鞋、草鞋、绑腿、背包带和马袋子以及过冬的棉军衣等各种装备物资，他也去为自己的首长及自己照领一份。哪知供给处的同志在应发以上物品的随军转移人员名单上，怎么也找不到毛泽东的名字，这才发现这位中华苏维埃主席和中央苏区、中央红军的创建者，已经和瞿秋白、何叔衡等“老弱病残”者一样，被博古、李德列入将被甩掉的“包袱”之中。

一旦该事件公之于众，从警卫员、供给处职员至中央军委的众多干部，均纷纷热议并抨击这一举措，普遍认为毛泽东应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一同随军撤退。部分高级官员和领导人物更正式提出，为毛泽东辩护，认为若将其单独留下，鉴于其声望与影响力，一旦发生意外，将对内对外及上下级关系带来极大困扰。面对这些意见和建议，博古并未动摇，但有一点却引起了他的深思。众人认为毛泽东应撤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实际上是他从零开始，一手创立的，将他单独留下似乎有些“不义”。博古突然领悟到，既然毛泽东过去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创立一支军队，开拓一片天地，现在他的经验更加丰富，势力也更加壮大，为何不能再次成就伟业，重振雄风？将毛泽东留在他创建和发展的地方，难道不是等同于“放虎归山”，为他提供了“东山再起”的绝佳机会？相较之下，不如将他置于控制之下，留在中央机关，以此切断他的“后路”。

他向李德透露了自己的新见解，李德连声称赞，并认为他具备远见卓识。他们以谦逊接纳他人意见为幌子，赢得了周恩来和洛甫的支持，果断地撤销了之前的决定，将毛泽东的名字从“另册”中提拔至“正册”，并批准他随军转移。鉴于毛泽东当时正遭受疟疾的困扰，一发作便需卧床休养，博古特别批准他享有与重伤员王稼祥相同的待遇，允许他在发病时躺在担架上，以病号的身份随队伍行军。当众人对博古的宽容态度感到欣慰，认为中央领导英明神武时，博古和李德却私下里为自己巧妙运用斯大林曾引用过的外国典故，从而断绝了毛泽东的退路而暗自庆幸。

毛泽东一经获准参与转移，便对博古等人的决策方案提出了修正建议，迫使他们不得不再次调整策略。按照他们原先的计划，中央机关的资深成员及王稼祥等伤病员，还有体弱甚至怀孕的女同志以及毛泽东等补充人员，均需“下放”至各军团，分散随军行动，以减轻中央机关的负担。然而，毛泽东认为此方案不甚妥当。他指出，各军团均为战斗部队，必须保持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轻装前进。若队伍中夹杂老弱病残，无疑会影响整个大军的行动。届时既要战斗冲锋，又要照顾老弱，实难兼顾。他提议，既然转移过程中还有大量物资和运输大队，不妨让这些老同志和伤病员继续跟随中央行动，集中起来更加便于照应，确保安全。博古等人原本打算将毛泽东置于自己的直接监管之下，加之周恩来对将老同志们“下放”至各军团表示担忧，因此他们便顺水推舟，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撤销了原定计划，成立了一个由老弱病妇等组成的所谓“特殊连队”，跟随中央机关行动。同时，还安排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随中央军委的二队（博古、李德在一队）行军，确保他们始终处于可“照应”的视线之内。但明确规定毛泽东等人不得干预中央军政大事，亦不得干扰博古、李德的工作。此外，毛泽东和妻子贺子珍分别被安排在一队，各自行动。贺子珍因怀孕，加入了“特殊连队”行军，而毛泽东则躺在担架上随中央行动。

此事说来挺悬，如果当时博古执意不带毛泽东走，或者虽让他跟着走，但却将他限定在一支，使其接触范围和活动天地很小，能量也无从发挥，能否有他后来在长征途中造成的“伟大的历史转折”，看来就很难说了。如今许多关于长征和毛泽东的史书及著作中，都曾引用当年给李德做翻译的伍修权几十年后的话说：

“倘若毛泽东当时亦未能幸免于难，那么，历史的走向恐怕将难以揣测，我党的历史也可能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景象。”

的确引发深度的思考：假如毛泽东遭遇了瞿秋白、何波衡那样的结局，遵义会议和长征的胜利是否还会发生？假如留在苏区的毛泽东后来成功复兴，历史又会呈现何种面貌？或许可以认为，博古那次对决定权的改变，实际上是一项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选择，它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个人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战略转移”中，他们那并不坚实的肩膀早已承受了极限，甚至超出了负荷。年仅二十余岁的博古和三十多岁的李德，仿佛瞬间老去，宛若“老头子”。经过深思熟虑与反复论证，他们决定对中央机关和红军部队进行改编、整顿与重组。中央及军委的领导机构与机关后勤人员等，被编入两个行动纵队。一个被命名为“红星纵队”，由接替刘伯承担任总参谋长的叶剑英担任司令；另一个则称为“红章纵队”，由中央组织部长兼中央党务委员会主任罗迈（李维汉）出任司令。毛泽东被安排进入“红星纵队”的第二队，而他的妻子贺子珍则被分配到“红章纵队”的休养连，导致这对夫妇被分在了不同的队伍中。李德的妻子萧月华也随休养连一同行军，表面上看似李德“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实则二人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萧月华巴不得与他越离越远。当时，许多其他领导人也选择了与配偶分开，各自跟随自己的队伍行军，女同志们大多被安置在休养连中。

在李德的精心布局下，他将战斗力最为雄厚的第一、第三军团分别部署为左右前锋，负责为转移大军开道。第八、第九军团则紧随其后，肩负起保护两翼的重任。此外，他还将实力仅次于一、三军团的第五军团置于队伍末尾，作为后卫，以掩护前方行进的各机关和部队。这些部队如同人墙般紧密排列，中央纵队——“红星”、“红章”——在甬道中缓缓前行，四周则由红军的作战部队严密守护。当时，位于第五军团的刘伯承将军将这种转移方式形象地比喻为“坐轿子”和“抬轿子”，中央纵队是“坐”的角色，而各路红军则是“抬”轿子的力量。李德后来回忆道，转移初期，红军对外宣称拥有十万战士，这一数字显然并不精确，实际上可能需要减半。长征的参与者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而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与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后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比例，大致为三比一。

在决定迁移的时点和启程的日期上，我们同样经历了不少烦恼。李德回忆道：

8月的计划已预定于月底至11月初进行突围。鉴于我们掌握的情报，蒋介石意欲在此期间集中兵力发动新一轮攻势。因此，将突围日期定于此时，无疑将使敌人措手不及，陷入被动。

据多方情报汇总，李德推测蒋介石很可能已洞察红军的突围计划。鉴于第七军团北上抗日先锋行动，以及第六军团西突与贺龙部汇合，敌人显然已有所警觉，并提升了警惕性。他们已在某些区域增派兵力，构筑堡垒，强化了封锁与包围，防御措施，且有可能对苏区发起新一轮的大规模攻势。

据李德记述：

随着九月的尾声渐渐临近，蒋介石的主力部队果然同步展开了攻势。得益于我们出色的侦察工作，党和军队的领导层得以及时调整既定计划。恰在此时，红军与陈济棠的粤军在南方达成秘密停战协议，允许红军通过，为其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通道。因此，李德和博古等人便将转移出发的时间大致锁定在了十月份的上旬。

德、博古策划和决定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不仅没有如今专门的军事会议进行研究，连中央政治局都没讨论过，更没有按照党和红军的传统做法，每次重大行动之前，必先向干部群众尤其是红军指战员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和解释说明。直到就要发了转移了，上上下下许多人包括大批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还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和将要怎么着。连身为中央书记之一的洛甫“当时觉得我已经处于无权的地位，我心里很不满意”。一切都由博古、李德秘密议定再经周恩来去补充细节和布置落实。为此，李德说：“毛泽东后来利用这种局面质疑博古的领导地位，他特别责怪博古和周恩来未在长征前做好充分的政治准备。”

在此情形下，李德有意隐瞒了自己的贡献，将本应属于他的成就尽数归功于他人。然而，这一举动也客观地揭示了当时中央最高“三人团”中每一位成员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与巨大影响力。

那段时光，博古与周恩来频繁造访“独立房子”，那里成了他们紧张商议各项事务的场所。他们三人无需借助翻译，李德便让伍修权不断催促总参提交各类报告。这些报告涵盖了作战一局关于战况、敌我兵力部署与调动的详细战报，情报侦察二局提供的最新敌情动态，以及后勤系统供给部和卫生部在物资供应与医疗救护等方面的简报。此外，还包括各运输支队的编组情况和统计报表，这些信息必须迅速逐一呈报。所有报告均需先由伍修权审阅，他再逐一向李德口头汇报，其中关键信息还需立即译成俄文，以便李德随时查阅。李德有时还会指定特定部队或机关负责人进行单独汇报，并对他们分别给出指示和答复。待李德休息时，伍修权则需守候在电话旁，一旦有新情况或电报到来，只要萧月华不在，他便随时敲门入室，向李德及时报告并请示。

进入10月上旬，苏区南线不断送来紧急报告，红军的突围转移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眼看着到了已成“中华民国”国庆的辛亥革命23周年纪念日“双十节”时，“红都”，中央机关各个单位正在拆电话收电线和打背包，有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项英独自一人来到了“独立房子”，要与李德作一次极其重要的个别谈心。

这次谈话的内容是相当重要极其机密的，李德对此也永记不忘，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整夜的时间里，我们与项英的交谈未曾间断，伍修权作为我们的翻译，全程参与其中。留守部队的指挥官陈毅并未出席，除了我们三人，现场并无他人。那晚，项英在谈话中对于老苏区斗争的未来展望充满信心，然而，对于共产党与红军的未来命运，他却显得忧心忡忡。”

项英“忧虑”什么呢？李德特地写道：

如同往昔，他警示道，绝不可轻视毛为对抗党的最高领导所进行的派系纷争。毛暂时的自制，不过源于策略上的考量。他推测，毛或许会依托那些极具影响力的领导干部，尤其是军队中的高层，把握住适当的时机，在他们的协助下，夺取军队与党的领导权。我亦赞同项英的忧虑。

尽管那一夜的交谈涉及诸多议题，实则只有这一部分内容构成了项英对李德与博古“临别赠言”的精髓所在。

“太上皇”纵然才智超群，却终究是外来之人，“一把手”虽握重权，却如同孩童般稚嫩。项英不仅在年纪与资历上超越他们，更是在国内阶级斗争，尤其是党内路线斗争的最前线，左冲右突，游刃有余，经受了长期的磨砺。尤其是他曾与毛泽东直接交锋多年，因此在这关键时刻，他提醒并警告这两位曾经赏识与重用他的最高领导人，以此表明自己对他们无上的忠诚。而且，这样的“暗示”或“警告”并非首次，就连李德也认为项英这次的言论“如同以往”。由此可见，他们在私下讨论如何“应对”毛泽东，已经成为了“保留节目”中的“永恒主题”。然而，博古对项英和李德的担忧却不以为意。

李德回忆说：

数日后，我向博古提及此次对话，他流露出十足的信心。他宣称，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无任何争议；至于过往在军事问题上的分歧，随着各路红军纷纷转向运动战和反攻，现已不复存在。他进一步表示，毛泽东曾与他谈及，毛泽东本人并不意图人为制造一场可能将中央红军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事实将昭示，这将是一场代价惨重的错误。

即便时至今日，李德依然坚决否认这次大规模转移是一场“惊慌失措的逃跑”，亦非所谓的“全国性迁徙”。他坚称，这并非“移民”行为，更非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下的中国》（亦称《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全国性的迁徙”，亦非毛泽东后来所提及的“惊慌失措的逃跑”。实际上，这是一次经过长期细致策划的军事行动。

遗憾的是，当时的情况与后续的事实并非如他所言。毛泽东，这位始终与他们针锋相对的领袖，坚信长征并非红军主动的战略转移，而是一场被迫的撤退。他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领导者们对敌畏首畏尾，防备周密，节节抵抗，不敢主动发起进攻，更不敢大胆引诱敌人深入，集火围歼，最终导致整个根据地的丧失，迫使红军踏上了长达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之路。”“不愿失去一寸土地，却最终失去了全部土地”，“最终不得不撤离江西根据地。”“那些反对‘游击战’理念的同志，若以一个大国统治者的姿态行事，却迎来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大规模流动——那便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他们所实施的一系列战略，“实际上是在帮助敌人实现其目标。”

那些亲历过壮丽长征历程，李德所描述的战略大转移的老战士，他们的记忆将永存不朽。他们究竟是如何被迫离开那片曾经付出辛勤努力和多年浴血拼搏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呢？曾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元帅，曾如此描述他告别苏区踏上长征征程时的所见所感：

一支军团部队，自10月16日起，陆续自瑞金西部的宽田、岭背等地启程，与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告别，跨越了于都河，踏上了长征的征途。于都河畔，正值夕阳西沉之际，我如同众多红军指战员一般，心中激荡不已，频频回首，凝视着中央根据地的山川河流，与岸边送行的战友与乡亲们依依不舍。这里，是我奋战两年十个月的地方，亲眼目睹了中央根据地人民为国家的重大牺牲与贡献。他们向红军输送了无数优秀子弟，红军战士大多来自江西与福建，根据地的人民给予了红军物质与精神上的全力支持与鼓励。回想起这些，我满怀眷恋。主力红军的离去，使得根据地的人民与留下的同志们，必将面临敌人的打压与欺凌，我为他们的未来忧虑重重。尽管依依不舍，我不得不放慢脚步，然而，“紧跟上！紧跟上！”前方传来的这些低沉的呼唤，又让我迅速投入到新的征程之中。

聂帅，作为红军的高级指挥官，他的心境并未如李德所描述的项英那般“极度乐观”。尽管他指挥着一支远超项英所辖地方部队的强大军队，但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重与悲凉。那些普通的红军战士和苏区的乡亲们又是怎样想的呢？一首诗或许能道出他们的心声。

有一首著名革命民歌《十送红军》真切地反映了当时的悲凉情景：

红军迈步走下山岗，秋风细雨连绵不断，山中野猫悲鸣哀嚎，树梢梧桐叶落尽。红军战士们，何时能带领人马重返故乡山岗？

……

红军踏上征途去，锣鼓皆沉寂无声，双手长茧紧相牵，内心苦涩却面带欢颜。红军战士啊，种种艰辛岂能轻易消散？

在这阵阵旋律中，无数亲情相连的母子、相濡以沫的夫妻，正承受着生死别离的痛苦折磨。今日离别，离去者前途未知，生死未卜；而留守者面对的则是命运的无常，一切皆难以预料！

博古与李德，他们既不会、也不愿去听闻、目睹或构想这些惨状，然而，这一切悲剧的根源却正是出自他们的手笔与口述。在他们看来，那看似简单甚至轻描淡写的“转移”二字，却导致了无数生灵涂炭，尸横遍野，其中蕴含着多少令人扼腕叹息的人间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