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祖荫为救左宗棠所言名言价值几何，左公破格赠予稀世国宝

咸丰八九年（1859年），对于晚清中兴的重要人物左宗棠来说，算得上是人生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在此之前，左宗棠因三次科举失败，虽然有“再世诸葛亮”的才华，但也就只能在湖南巡抚衙门中任个没有正式官位的“师爷”，虽屡次守卫长沙，立过不少功劳，却一直没有升迁的官职。

就算只是师爷，天性豪爽、锋芒毕露的左宗棠也是气场十足的，在那个湖南官场，自巡抚以下的官员里，就算是二品总兵，见到他都得规规矩矩地行礼请安，毫不马虎。

除了那股自视才华出众、俯视众人的劲头，左宗棠的骨子里还藏着晚清官场少见的忠诚正直。从他以师爷的身份走入官场，一直到封爵拜相，那种敢于直言巨奸、不顾个人安危、不阿附会的刚直本色，始终没有丝毫的变动。

按照常理来说，晚清官场讲究中庸圆滑，要像左宗棠这样既有点骄傲，又很刚硬，还非常正直的“另类”，是挺难混得开了。就算混得开了，迟早也会被清理掉。但左宗棠偏偏创造了个奇迹，自从熬过咸丰八九年那段劫难后，他似乎一路顺风顺水，几乎没有遇到过什么阻碍，长达几十年几乎没受到什么扼制。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晚清时期，官场上的老鬼很多，局势又特别艰难，朝廷确实得需要他这样一位刚直又有点霸气的人，才能够压得住一些人，扫清一些局面。

说到左宗棠开始势头猛涨的真正起点，还真带点“吉人天相”的感觉在里面。

据刘禹生在《世载堂杂忆》中提到——“施城吴老人，年九十啦，幼时曾见过樊公（永州镇总兵樊燮），他说：樊公去见骆帅（湖南巡抚骆秉章），帅叫他见左师爷，没打招呼呢。左厉声喝斥：武官见我，无论大事小事，全部都得请安，难道你不懂？赶紧请安。燮答道：朝廷的规矩还没明确，武官见师爷请安的条例还没有定。武官虽轻微，我也是朝廷的二三品官啊。左气得更厉害，站起来想用脚踢他，大声骂：王八蛋，滚出去！燮也火了，愤然退下去，不久，就有朝廷的旨意把樊燮革职回家。”

照刘禹生说的，左宗棠因为樊燮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气之下踹了这位朝廷二品的武官，还用刀笔弹劾他，让他彻底收拾包裹，滚回了老家。

除了这个版本，另外一种说法是，左宗棠没有踹樊燮，而是狠狠地扇了对方一巴掌。

没想到，让左师爷想不到的是，受屈又被免职的樊燮，可不是个好欺负的角色，后来他直接跑去找湖广总督官文，说事儿。官文就直接上折子递到咸丰面前，手段很是毒辣，把左宗棠狠狠地扣上一顶“劣幕”的帽子。

在晚清官场上，劣幕这个帽子要是扣在左师爷头上，可就是要他命的节奏了。

果不其然，咸丰见官文递来的弹劾奏章，立马火冒三丈，发出谕旨给官文，指左宗棠确有不法行为，要就地处置。换句话说，只要能找到一点左宗棠“劣幕”的证据，或者拿些栽赃的东西给左宗棠扣上，官文就能让他马上丢脑袋。

这说法一出来，眼看左宗棠在那会儿可真是忍无可忍，差点儿就要性命不保了。

有人说，左宗棠虽然性格有点孤傲、蛮横，但他也是清楚官场险恶的，不至于为这么点儿事就鲁莽行事。他和樊燮之间的斗争，并不是因为樊燮没行礼，而是在地方上作威作福让左宗棠看不惯。因为左宗棠用骆秉章的名义发了一份弹劾的奏章，樊燮因此被罢官，心里很是不满。之后他就怀恨在心，开始找茬儿，把自己师爷的身份当借口，找事儿大做文章，想借此给左宗棠一个下马威。

细细琢磨，左宗棠踢掌掴的事，反倒更贴近民间对左大帅的传奇故事。而说他刚正师爷和那个作恶的总兵互相弹劾，可能更符合历史的实情。不过，不管怎么说，左宗棠在咸丰九年的时候，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儿。

这次的坎儿挺凶险的，虽然未必会直接要了他的性命，不过要是在官场上就此消失，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了。

就在这个时候，晚清官场里的湘人势力对左宗棠搞了一场挺有名气的援救行动。

那会儿的晚清官场里，湘人早就盘踞了一股力量，既在京城有势，又在地方有根。听说左宗棠遇到难题后，湘人集团中其实地位和曾国藩的胡林翼差不了，反倒是他担起了调度的重任。在地方上，他偷偷联合曾国藩，暗中准备支援左宗棠；在京城内，他也赶紧和翰林院的郭嵩焘搭上线，携手共谋。

营救左宗棠这事儿，最漂亮的一步棋，是郭嵩焘出手搞的。他带上一个精致的鼻烟壶作为礼物，把在南书房工作的潘祖荫拉进去，让他帮忙偷偷给咸丰皇帝写了一份推荐左宗棠的奏章。

在晚清官场里，这份奏折不光出名，还特别关键。

楚南的那支军队，帮我们赢了不少功，只在自个儿省里立了不少功，还支援了江西、湖北、广西和贵州，所向披靡，打了个溃不成军，都是骆秉章调度得当，可实际上，左右宗棠运筹帷幄，胜负就看他了。这事儿，大家都知道，早在我大清聪明睿智的治下就已如此。去年，石达开那个逆贼跑回湖南，自吹有十几万兵马，借本省的粮草和兵力，几个月时间就把四边的乱事平定了。当时，贼寇遍布数千里，全部都在宗棠的布局之中，要换个角度看，有的地方都快跑崩溃了，根本守不住。可以说，国家一天没有湖南，就一天离不开左宗棠；而湖南也不能没有宗棠。宗棠这个人性子直得很，恨恶邪恶，湖南那些不成器的官员，不顺着他的心意，经常中伤他。湖广总督官文被一些流言蜚语迷了心眼，也难免有些言辞不当的地方。宗棠只是一名秀才，去留都无关重要，可这次楚南的事情关系重大，实在不能不为国家着想，得珍惜这份人才。

这份密保奏章，真是直言不讳，读着让人耳目一新，听了都觉得震惊，深受启发。

有了这篇振奋人心的好文章带头，原本就看重汉臣的肃顺也随之挺身而出，向咸丰皇帝积极进言。曾国藩、左宗棠都是真正能帮大清振兴的栋梁之才，不能轻视，必须重用。

就在那个时候，正值清朝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国家动荡不安，急需人才，咸丰最终打消了对汉臣的戒备，把两江总督的实权交给了曾国藩。

咸丰得知左宗棠快要五十岁时，表态说，正是为国家贡献的关键时刻，如果他能用得上，就应该尽快安排，要不然过几年，精力就会衰退了。

就这么着，左宗棠被任命为四品京堂候补，跟着两江总督曾国藩一块打理军务。曾国藩也看中他的能力，之后让他在湖南招募了五千兵力，组建楚军，前往江西和安徽和太平军拼杀。

快五十了，本来就是快到人生尽头的沙场岁月，但左宗棠却从这里起步，走向了后来那段铁血辉煌，这不仅让国内的人们由衷敬佩，也让那些外国人士感到惊叹。

不过，这段历史到这里还没有完结。虽然大家都知道“是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但这句再一次塑造了晚清官场第一强人的形象，可算得上价值不菲了。许多人其实并不了解其中的珍贵所在。

左宗棠这一辈子基本上没怎么送礼献财的，晚清那会儿，就算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进京到崇文门，也得照规矩缴交一笔孝敬朝廷的过门费，但左宗棠就从不搭理这些落后规矩。不过，为了表达对潘祖荫当年那句话的感谢，他还是难得地送了一次大礼给对方。

想必那也是千里马对伯乐的一种感激回馈。

大盂鼎是在道光年间，从陕西眉县崩出现的。这件青铜礼器属于西周康王时期的重器，因为制作它的工匠是康王时期的大臣盂，所以叫这个名字。出土之后，就被卖到了文物市场上。

岐山的首富宋金鉴知道这事后，拿出大把银子把宝鼎买了下来。这尊器物很大，造型特别引人注意，不久，岐山县令周庚盛指控他“私藏重器，有不轨之心”，就趁机强行夺走了。

周庚盛不是那种喜欢名贵器物的人，拿到宝鼎没多久，他就把这件难得的奇品卖到了京城去。

道光三十年，宋金鉴赶赴京城参加考试，顺利中翰林。之后，他在京城的古玩店里一一寻找，终于再次与宝鼎相遇，花了三千两白银把它买了回来，然后把它带回了岐山的老家。

同治那会儿，宋家逐渐没落，后人宋允寿把宝鼎搬到西安。就在那时，左宗棠府里担任幕僚的袁保恒（袁世凯的叔父）看到这个宝贝，花了七百两白银把它买下来，又转送给了特别喜欢古董的左宗棠。

拿到这尊青铜宝鼎以后，左宗棠就想起了曾经赏识青铜器的伯乐恩人潘祖荫。不过，打算把这尊宝鼎送给潘祖荫时，这位晚清的收藏大家可不买账，反而怀疑这鼎是假的，迟迟不肯接受。

到了同治十三年，藩祖荫才知道这尊宝鼎是稀世珍宝，于是连续给左宗棠写信，急切催要，想得宝鼎的心情可见一斑。左宗棠收到信，没有丝毫犹豫，立马花了重金，用三千两白银运费把宝鼎送到了京城，放到了潘祖荫的府上。

藩祖荫拿到大盂宝鼎后，特地请来了金石界的名家王石经，帮忙篆刻了两枚印章。一枚刻有“伯寅宝藏第一”，另一枚则是“南公鼎斋”，由此可以看出他对这尊宝鼎的喜爱和重视。

不过，战乱频繁的乱世里，想要私藏这尊大盂鼎这样稀世珍宝，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到了后来近百年的风云变幻中，潘祖荫的后人可没让前辈们的传奇事迹白白兑现。

藩祖荫没有子嗣，后来从弟弟潘祖年的两个儿子也相继夭折，基本上就是说潘氏兄弟后来都没有传人了。自从潘祖荫去世以后，弟弟潘祖年就把哥哥藏的那些文物搬回了苏州的老家。有一段时间，大盂鼎被摆在潘家大厅里，被当成家传宝贝来供奉。

潘祖年在世的时候，对家里的宝贝管得很紧，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规矩。不过，潘家的香火确实不旺，潘祖年去世时，他的孙子也早就病故了，结果看管家藏宝物的任务就落到了潘达于孙媳妇的肩膀上。

让潘家先辈感到欣慰的是，小女子潘达于虽然没有念多少书，但懂得大义，有责任心。民国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得知潘家藏着国宝，专程跑到中国与潘氏商谈买宝鼎，出价高达几百两黄金，但潘达于一点也不动心。

抗战时节，苏州陷落，为了保护国宝不被日本人拿走，潘达于带着潘家族的侄子，在二进院的堂屋里挖了好几天几夜，挖了个很深的坑，然后把宝鼎埋在地下，又把堂屋恢复原状。后来，日本人曾跑到潘家宅院挖地三尺，结果却没找到藏宝坑，因为它就在堂屋里头，最后也没得手。

一转眼就到了1951年。

潘家后人看到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的高度重视，觉得只有这样的政府才能配得上先人的珍贵藏品。全家经过商量后，由潘达于动笔，写信给华东文化部，表达了将大盂鼎和另一件潘家珍藏的大克鼎捐献给国家的心愿，还希望把这两件宝鼎摆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

7月26日，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的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前往苏州，国家珍宝大盂鼎终于再次露出了本来的面貌，并在1952年被收藏进新建的上海博物馆。

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正式开张，上海博物馆借助大盂鼎等125件馆藏珍品提供支撑，从此大盂鼎被收入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馆藏中，也逐渐成为中国禁止出境的64件国宝级文物之一。

晚清时期的脊梁左公，要是在地下知道的话，肯定会觉得大盂鼎终于找到了它的最终归宿。如今，繁荣昌盛的中华，让人心里都觉得很欣慰。